兵败抒怀
壮志匡神州,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祁连葬英魂。
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长风万里行。
耿耿怀大义,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愿作铺路尘。
悲愤碎肝胆,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歌罢泪纷纷。
——陈昌浩,作于西路军失败后
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陈昌浩更声称要回陕北跟中央斗争[20]。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6]:551-552。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而陈昌浩回了老家,1937年6月辗转来到武汉,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其中两个支队大部分损失。
杨秀坤(红八十九师副师长兼二六八团团长)、刘庆南(二六八团政委)、饶子健(二六八团参谋长)先期到达星星峡。1937年4月29日,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经历了49个日夜的艰苦征程,抵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受到边防站负责人王效典等有关人员的热情接待。在星星峡期间,西路军余部配合盛世才消灭了哈密的姚尔博斯部。西路军余部437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冯铉等五人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抵星星峡,受到正在参加庆祝“五一”大会的左支队人员的热烈欢迎。陈云代表党中央和向经历了千辛万险,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的左支队指战员表示慰问,他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十几百人,将来就可以扩充到几千几万人,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陈云讲完话后,便命令将随车带来的给养物资分发给大家,每人一套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一双筷子,还有大批哈密瓜。陈云对西路军李先念、程世才等领导一再表示慰问和鼓励,说: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你们,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陈云向李先念等人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要求大家树立信心,带好队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5月4日,陈云率领全体人员来到九十里外的苦水。休息时,他又向大家讲话,他说:“同志们,不要为暂时的失败灰心丧气。这是革命的挫折,也是革命的代价。不要难过,不怪同志们,西路军是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要光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定将属于我们!”他要求大家一要吃好、二要睡好,到达驻地时要严守秘密,遵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好好学习。5月7日到达迪化,进驻西大桥附近的卑民纱厂,在这里检查身体,治疗伤痛,伙每天有大米、白面、猪肉、牛羊肉吃。5月8日,陈云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指出,突围出来的左支队到迪化,是通过苏联斡旋建立的统战关系的结果。盛世才同意左支队进迪化是有条件的。为了适应形势,左支队在迪化不能穿红军服装,需换穿盛世才部队的服装来掩护身份。后陈云在写给王明并转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又专门提到此事,其中讲到,“虽然我们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徽章,但是我一眼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先借住在西大桥一家纺纱厂的宿舍,接着又搬到东门外一处营房。西路军余部的驻地,是4个相连的院落,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盛世才的“新兵营”。西路军总支队下辖4个队。每个队下辖3个排,每个排辖3个班,每班10个人左右。另有60多名连、营、团职干部,被编为干部队,由中央代表陈云直接领导。“新兵营”中,红三十军的指战员占多数。为了搞好同四方面军总部、红五军、红九军同志的团结,身为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特别要求“红三十军的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珍视和兄弟部队的团结,绝不能搞山头主义,搞小圈子”。根据学员的不同程度,总支队部将学员编为甲乙丙三个班级,甲班学习初中课程,乙班学习小学课程,丙班以识字和扫盲为主。教员主要从“新兵营”中挑选。总支队拟定培训技术人才的方案后,首先得到盛世才的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的支持,随后与盛世才交流协商。在苏联总顾问的促进下,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亲善的盛世才对此表示同意。1937年12月,盛世才当着“新兵营”饶子健营长的面指示负责装甲车教学的李国卿“教好教通,不能含糊。”1938年初,从延安来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到新兵营,其中有6名女同志和天宝等3名男同志任我们的文化教员,帮助、辅导学习文化,19人去学飞机。另外,中共方面设法从苏军驻哈密的红八团调来几名苏联教官加强教学。新兵营营区在迪化东门外现五星路一带,北面即为装甲车部队驻地,作为指挥机关的工委会和总队部住在路南即装甲车驻地对面。1938年1月,文化基础课学习结束,开始转入军事技术学习和训练。一、二队学习汽车;三、四队学习炮(后改为特科大队);警卫排学习装甲车(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每天回新兵营吃饭,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干部队变化大,有部分同志回延安,部分同志调入盛世才部任职,余下的分别学习军医、兽医和无线电;从中选出25名同志学习飞机。警卫排编为一大队的四排。后来,一、二、三大队合成一个大队二百多人学驾驶汽车,第四队一百多人学炮为特科大队。开学时,陈云代表中共中央作动员报告。新兵营:
总支队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政治处主任姚运良,总支书记喻同金。军、师级干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特、曾传六、黄火青、黄超、郭天民、李天焕等没有分配职务,暂在总支队部学习休息;听候党中央安排。秘书冯铉、段子俊和李春田等。还设有参谋、警卫员、油印员、管理员。警卫排后编为第一队第四排。军事顾问是苏联人安德烈,技术人员也是苏联人。
第1队,编有4个排,总共67人在新疆汽车局和修配厂学习驾驶和修理技术。第4排(原左路军总队部警卫排)在学习汽车技术的基础上,到盛世才的装甲车队学习装甲车驾驶和实弹射击,称为装甲排。该排有三五十人,由赵敏喜、傅得昌任正、副排长,内容主要有机械原理、驾驶、枪炮射击(包括两三次实弹)、战术等,直接在盛世才部装备的16辆苏制轮式装甲车上实习,有“发依拉/发依坎”(二轴四轮的FAI)轻型装甲侦察车、“布瓦25/26”(二轴六轮的BA-27)轻型装甲车和“布瓦26/27”(三轴十轮的BA-6)重型装甲车。1938年2月1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关于新兵营学习情况等给张闻天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学钢甲车的,理论快上完,现开始学开车,车上武器已开始学。学习常努力。不过前十天曾翻了一个车,未伤人,其余未发生什么问题。”把曾在苏联学习过驾驶坦克的吉合等调来当教员,提高了学员积极性和学习质量。1939年6月,这些学员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但一直没等到。7月6日起,由支队首长组织到城西5-10公里处,野营训练连、营攻防战术,和行军、宿营等科目操练,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赴苏联途经新疆迪化时,专程到野营地看望学员,为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1939年9月这些学员以参观的名义,在装甲车部队中参加盛世才部为期三天的联合兵种演习,不断按苏联顾问提出的情况进行判断和行动,见到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和无线电通讯的实际应用。9月下旬结束野营返回迪化后,也一直没学到新式坦克,只进行文化学习。12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干部大队329人乘坐30辆毡篷卡车从迪化启程返回延安。为预防国民党制造摩擦和阻碍,中央以华侨名义为干部大队办理了通行护照,并决定其与苏联车队同行。1940年1月1日出发时,陈潭秋将学装甲车的40多名同志组成武装护卫排,配备盛世才赠送给朱德总司令的4挺苏制DT坦克机枪和4000发子弹,和向盛世才要来的30支三八式步枪,并再三叮嘱将这些武器带到延安送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警卫队。这一苏联车队有约30辆带篷卡车运载T-26坦克零部件等援助物资到兰州给国民政府,每辆车篷都盖得严严实实,苏联方面每天都派飞机联络,到兰州后与干部大队分别。干部大队于1月5日回到延安,1月8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主席出席并讲话。1940年1月18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为新兵营回延安及安排人员留迪化学坦克等致邓发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提到,“陈福海、赵丙琐及其他会开汽车的共六人,拟与仁兄交涉留此学坦克,因仁兄处有坦克十一部。”
第2队
第3队
第4队:
1937年12月中旬,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等高级干部奉命乘飞机返回延安,部队交中共中央代表邓发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后,一度被降为营级干部,后经毛泽东安排到新四军开辟鄂豫边根据地。1940年2月,新兵营大部人员返回延安[21]。
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七千多人陣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五千六百多人被杀,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由于兵力损失惨重,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张国焘遭到面对面的批判,张国焘被免除红军总政委一职,改任边区副主席,后投靠国民政府[8];二号人物陈昌浩被闲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牢固树立。